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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这些都是企业向证监会申请上市备案所必须具备的合法性前提，通过上市备案阶段穿透式核查，促使企业从设立之初就关注到这些红筹企业特色风险问题。”姜璐璐表示，随着监管口径变化，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H股上市，那么从实控人股权传承和控制权稳定性角度考虑，亦需要从境内角度考虑，如何通过法律架构、金融产品相结合，评估创始股东的个人情况，以制定有效的股权传承计划，确保在不同市场环境和法律变动下，控制权的稳固与传承能持续下去。

　　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红筹架构的本质是“法律主体的跨境隔离”与“监管套利”。过去备受追捧，根本在于境外上市无需经中国证监会实质性审核，重组灵活、股份全流通，且能规避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》对部分行业的限制。同时，开曼等离岸法域提供高度弹性的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安排，契合美元基金退出需求。可以说，红筹模式在制度缝隙中为企业提供了“低摩擦、高效率”的境外融资通道，是一种典型的制度红利驱动。

　　全球资本格局的深度调整，最终完成了红筹红利的收尾。近年来，美元私募股权基金对内地企业的投资规模持续下滑，退出渠道持续收窄；反观人民币基金规模稳步扩容，已成为科创企业融资的核心主力。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2025年，我国股权投资市场人民币基金主导地位进一步提升。全年共有5006只人民币基金完成新一轮募集，同比上升27.0%；募资规模为16124.96亿元，同比上升16.1%；数量及规模占比分别达到了99.3%、97.8%，同比增加0.3个、1.7个百分点。

　　姜璐璐告诉记者，拆除红筹，从表观形式上是将境外持股架构“平移”到境内，需要考虑注销个人股东“37号文”登记、境外投资与资金跨境支付合规等问题。“除了合规问题以外，有一项变量很容易影响拆除红筹的时间表：企业和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博弈，尤其是美元基金投资人。”她指出，一方面，投资人已经实际投入了真金白银，在股权回购回归境内的过程中，投资人持股回归境内，需要考虑股权定价、是否涉及跨境资金支付和税基问题；另一方面，红筹架构融资协议通常会约定投资人优先权利和保护条款，例如业绩对赌、清算优先、反稀释等。境外架构平移到境内，各方又需要重新沟通这些权益分配。